中旬无烟煤供应再受扰动 调煤种结构保电煤将成常态

这就点明了汉儒和宋儒之间的契合之处。

根据《史记》记载，子路罹难之际，高柴曾劝阻子路不要莽撞行事： 仲由将入，遇子羔将出，曰：门已闭矣。孔子的孙子子思肩负起了这个历史重任。

自古有志者少，无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见也。《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习《尚书》，不乐仕。《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仕为单父宰。据此，孺悲不可能参加编纂。那么，《论语》成典也经历了层累叠加的过程。

由此，琴张似是孔子弟子[13]。宰予生卒年不详，《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云：有口才著名。这就是中西各自的内源现代性，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并非近代以来才由西方强加于中国的。

作者则进一步提出先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本源境。[11] 我注意到，该书的情感观念的思想资源不限于中国哲学，还有西方哲学的资源，尤其是当今美国情感主义哲学家斯洛特（Michael Slote）的情感哲学。理性是现代性观念的实现工具。这种否定本来意味着承认现代化是不可逾越的必经之路，然而遗憾的是，对某种跨越模式的否定却并未能深入到对跨越思维的根本否定，而是导致了寻找另外的跨越模式、甚至试图独创一种全新的跨越模式。

那么，阳明心学的时代性质如何？作者在导论中给予了定位，并在序言中明确指出： 阳明心学具有维护前现代观念与敞开现代性可能性之两面性。前述该书对阳明心学之时代性质的判定，也是基于作者的生活本源的观念：阳明心学所具有的维护前现代价值和敞开现代性可能性的两面性，实质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状况的反映。

而此书第九章儒家心灵哲学的新开展——心灵儒学导论则是作者更进一步的思考。当然，这种重建绝非简单地回到传统的心学。那么，它们是如何成为现代性观念的？该书在导论中认为：在构成现代现象的诸多观念中，有一些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观念，这些观念未必都是近代以来新产生的观念，有一些可能是古代就有的观念，它们按照一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就表现出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哲学总是以普遍原理来观照时代问题，以时代问题来展示普遍原理。

阳明心学之生活本源的揭示。作者曾撰有《心灵儒学导论——儒家心灵哲学的新开展》[13]。本书的任务，就是探讨这种新型儒家心灵哲学——心灵儒学——建构的意义及其基本框架。它们之所以成为现代性的观念，正如我在上文已经谈到的，是因为它们与个体主体性观念相结合的缘故。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情感是个体的情感，理性是个体的理性。[3]参见黄玉顺：《儒家道德个人主义是否可能？——略评心性论礼法学的政治哲学建构》，《学术界》2017年第1期。

[5] 它拒斥现代性，殊不知它自己的国族主义（nationalism）话语本身恰恰是现代性的函项[6]，即它自己并不能跨越现代性，不能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因此，作者并不打算面面俱到地讨论所有这些观念，而是首先从各种现代观念中找出其中最核心的观念，然后分析这些核心观念相互结合的结构如何。

由此可见，关键的问题是要严格而明确的区分前主体性的情感和主体的情感。这个问题，对于儒家哲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乃至世界哲学来说，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问题。[20]参见黄玉顺：《论大陆新儒家——回应李明辉先生》，《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蒙先生著有心学色彩浓郁的《中国心性论》[14]、《中国哲学主体思维》[15]，继而便是情感儒学的代表作《情感与理性》[16]，进而著成《心灵超越与境界》[17]，即亦某种心灵儒学。其次才是基本观念，即个体的自由与他们之间的平等。该书的这些命题及其具体的分析论证或许尚有可以讨论之处，但作者的工作无疑是具有独创性、富有启发性的。

在这个问题上，作者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甚至具有开拓性的工作，力图给出现代性观念的一个系统化的立体结构，即作者所说的现代性观念架构。不仅如此，这种跨越思维（overleaping thinking）本身也是一种普遍的现代性现象，即近代以来，后发国家普遍存在着跨越冲动，试图跳过西方先发国家经历过的现代化历史阶段，谋求某种跨越式发展。

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阳明心学 儒学现代化 。[5]参见黄玉顺：《论儒家启蒙主义》，原载《战略与管理》2017年第1期，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年版。

但另一方面，儒家哲学有过三大历史形态：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的原始儒学（孔子、孟子、荀子的儒学）。当然，该书作者毕竟是站在儒家立场上的，并非简单地接受斯洛特的观点。

而其形上学，即心本体论，却为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释放出了巨大的空间，所以后来才会出现王门后学当中的具有现代启蒙意义的儒家哲学。然而对于这些观念之间的关系，人们的研究却很不够。[16]蒙培元：《情感与理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儒家现代性观念 近年来，阳明心学很时髦。

有鉴于此，如果现代化仍然是我们的最大共识，那么，我们必须摈弃任何形式的跨越思维，放弃危险的一跳（a dangerous leap）。例如，理性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观念，西方文化向来都比较注重人的理性特性，近代文化只不过极大的特高了理性的地位而已。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谈谈，那就是中古时代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19]朱熹：《孟子集注·公孙丑上》，见《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该书的心灵儒学构想，可谓远溯孟子的心学，中接王阳明的心学，近承蒙培元的情感儒学。[9] 前面谈到，哲学总是现实生活的产物。

而另一方面，哲学总是关注现实的，因为哲学毕竟是现实生活的产物，哲学家本身就是其时代生活的产儿。1949年之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就是采取的苏俄的跨越模式，即计划经济模式。作者的问题意识是：新世纪以来的儒家学者尽管将儒学研究的重心转向政治制度建构和社会治理方面，从而扭转了宋代以来儒家偏重心性修养方面的传统，恢复了先秦以及汉唐儒学强调社会伦理和制度规范建构的传统，但对宋明心性儒学所关注之核心问题——心灵的认识与安顿问题——没有做出根本的批评，亦没有提出更完善的构想。在作者看来，最核心的观念是个体自由平等理性情感这五个观念。

对于这些观念本身，学界固然已有许许多多的研究。至于儒家心学的祖师孟子，其根本性的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诚如朱熹所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

这个看法，我是完全赞同的。而现代性哲学则指前现代社会（中古时代后期）和社会转型时代的某些哲学，这些哲学还不是现代哲学，但已经具有了某些现代性观念的因素或特征。

当然，我理解，按照作者的情感主义立场，必须把情感置于根本的地位。[4] 这股思潮有两点是颇为吊诡的：它反对西方化，自己却动辄援引西方人的东西，诸如后现代主义、社群主义等的所谓现代性批判启蒙反思等，而且这种援引往往都是有意无意的误读。